就目前而言，笔者之见，生活儒学仅有基础，还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儒学流派。

2、在实有论的思维起点与基础上，王夫之的哲学思维与对实有万物的分析紧密联系。同时从自然逻辑地导出规律是脱离物质主体的规律。

5、老子的天人合一是境界形态的有无合一。王夫之对老子思想的研究以分析实有万物为基础，从讨论自然之偏与不偏开始。规律产生物，那自然是先有规律后有物了。王夫之批判老子思想的关键就在于此。王夫之进一步讨论实有境界之道。

这是说道是通过气之实有变化生成万物的实有本体。王夫之以实有万物为立论基础和思维出发点，反对老子境界形态思维脱离万物的虚无思想本质，并且进一步赋予境界以儒家伦理道德修养价值与内涵，使儒家建立在人伦物理基础上的伦理道德学说与老子境界相联系，论证了儒家通过道德修养以求道的实有境界观及其理论思维合理性。人对于物的作为应当本乎天(《秋水》)，天就是自然生成不假一毫人为的物之自然性，此所谓天在内(同上)。

当儒墨囿于各自偏狭立场，彼此奋其私智，自是而相非之时，庄子则不谴是非(《天下》)，游心于道，倾听万物的言说。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在宥》)，拂逆物性的断不可为，顺物之性的则为于其所当为。这样，无用实际上是人的与物为娱，与物为娱成为逍遥的发生地，将人和物带入逍遥之境，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逍遥游》)，呈现了人与物的一体共生的逍遥图景。人作为一物，与万物没有绝对界限，皆是气之聚散。

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山木》)可否双遣材与不材之累呢？庄子以为不然。【注释】①文中所引《庄子》均据郭庆藩《庄子集释》，引时只注篇名。

相反，眼光仅限于当前的物用功利，就会心为物役，使生命的天机受到物欲的斫削，所谓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大宗师》)，从而丧失对于人生意义的深刻领悟。《天下》说：百家众技，时有所用，然此百家之言有用于世，其小何异于容足之地。所以，庄子的用大不是惠子的以己用物，而是以物用物(参见王夫之，第8页)。然而，无用是否一定免于祸患？天下之物以无用而速祸者不乏其例，盖缘材与不材、有用无用都是人从自身需要出发对物对人的一种衡定。

成为工具即是对生命的伤毁：成为工具的多种可能性，意味着生命受到显在与潜在的各种谋划，具有受到当下或未来的多种可能的伤害毁损。与天地精神盘桓逍遥，游心于道，人不见其用，故谓无用。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至乐》)，忧患与生俱来，成为生命本己的规定。庄子以虚灵之心面向物，看到古之体道圣人从不以同一种才能去要求万物，也不以同一种标准去度量万物。

《外物》云：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此无用乃是从现实功用层面对庄子之言的否定。

[3]古籍：《老子》，《吕氏春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苑》等。更重要的是，人为最终要消融于物之自然之中，使得虽由人为，却如同物之自为一样，此所谓人伦万物，莫不自然(成玄英《庄子疏》，见郭庆藩，第694页)，这才是庄子有关人对物之作为的精义所在。

于是，庄子超越有用与无用、材与不材及其之间的分别，使生命不至以其有用而遭损毁，不可因其无用而被伤害，世人既不得以无材而弃我，而又不得以有材忌我(陈懿典《南华经新解》，见严灵峰，1974年，第14册，第527页)，由此达到绝对的无用之境，因应人情世事的莫测变化。[11]张默生，1993年：《庄子新释》，台湾天工书局。大樗不合规矩绳墨而无用于惠子，庄子用于规矩绳墨之外。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相形之下，栎社树、支离疏等藏身于无用，而此则藏身于大道。与世俗处正是庄子的无用之言在现实人生层面上的发用。

其大本擁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塗，匠者不顾然则厕足而墊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

庄子深谙世人只知有用之用而昧于无用之用，在先秦诸子里最先也是最深刻地辨析了无用、不材等理论问题。如果庄子的无用之言仅仅停留在汪洋自恣以适己(《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层面上，不免有退回心灵的无何有之乡、逃避现实困苦之嫌。

惠子以无用之树讥刺庄子之言大而无用，那什么是惠子所责于言的用呢？惠子现实上重政治事功，自许有全国家，安社稷(《说苑.杂言》)之能，理论上重视思想对于现实的实际作用，自视其言无小用而有大用，②其历物十事作为自然哲学(韦政通，第232页)，旨在藉名言分析和逻辑推论，研求天地万物之理，认为一切时间空间以及事物异同的区分俱非实有，从而推出天地一体之说，确立泛爱万物(钱穆，第214页)之义。[7]韦政通，1986年：《中国思想史》，台湾水牛出版社。

栎社树不同于《逍遥游》中的大瓠，大瓠是被惠子目为无用之物，栎社树的无所可用是其自身努力探寻的结果。[12]《正统道藏》，1977年，台湾艺文印书馆。人的无用表现为生命对成为工具的拒绝。庄子知天下沉浊，至言不止于众人之心，俗言大行于时，面对惠子的无用之嘲，自甘其言于无用之地。

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如同无用之地容人自由行走一样，无用之言所启导的智慧可以引领人生因应物情世事的万端变化，寄迹世途而游心物外，从而逍遥于天地间。

三、物的无用与逍遥庄子的物兼万物及人自身，成玄英早将庄子关于物的无用之论溯至老子(参见郭庆藩，第936页)，但老庄的分别当予廓清。化是人与万物的存在方式，万物万化，人与物只是以不同的形相委蜕嬗变于天地之间，人所称美的视为神奇，人所厌弃的视为腐朽，殊不知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知北游》)，如此万物齐一，意义均等。

泛爱万物或许是惠子之言对于现实的大用。以人而言，颜回往说卫君、叶公出使齐国、颜阖将傅蒯瞶等等，例皆以其能苦其生(李贽《庄子解》，见严灵峰，1974年，第18册，第113页)，有用竟成生命的祸患。

笔者注意到，现学界多从生态哲学角度阐释庄子的无用之用，但生态哲学毕竟是因当今生态危机直接威胁到人及万物的生命存在而产生的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物的意义与价值的现代思潮。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跳出人自身的单极立场，以道眼观物，兼怀万物(《秋水》)，物各付物。匠石之齐章的栎社树不是一般的物，而是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有灵性的生命，是远祸全生之人的象喻。适合于人的，未必宜于物。

然而，惟有超越现实物用，才能领悟天地的真相，安顿有限的人生。《天下》称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揭示儒家的仁义礼与人的自然性情所存在的深刻矛盾，暴露人的各种价值观念、判断标准、是非之争的片面性和非真理性，警醒世人当持守性命之真而不被世俗价值和文化传统所异化。

一旦人妄作妄为，破坏了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逍遥，人的所谓自由终将因失去潜在的基础与前提而幻灭。在庄子看来，当此人世背离了大道，大道遗弃了人世，生命存在失去了真理性意义。